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模式，像德国的双元制、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、日本的产学结合模式，引入我国未必能成功。因为发达国家各种高职教育模式之所以能充分发挥效能，最重要是依靠立法给予推动或由各级政府直接领导，德国有《职教教育法》、《职业教育促进法》；日本有《关于改革当前教育制度的要求》、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》；澳大利亚和美国则直接由州政府直接领导，成立教育专家委员会，从立法或制度上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，使其成为当今职业教育成功的范例。

　　而我国教育部制定的各项制度或法规，受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甚至文化制度所制约，很难逾越地方政府及企业孤立地发挥作用。作为高职教育者如果忽略政治制度、经济体制对教育的制约性，夸大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、美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话，就有可能贻误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，甚至有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对社会生产方式、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或其他决定教育社会功能实现的社会因素的变革。对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而言，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的改革实际比职业教育本身的改革更重要。

　　三、人才培养模式内涵欠缺

　　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国内众多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质性内涵比较欠缺，一是办学理念虽然与时俱进，但办学行为却墨守成规，满堂灌现象严重，教学质量难以保证；二是受实训场地、设备、经费制约，很多实训项目缺乏工艺性、真实性，无法达到实践教学要求或岗位能力要求，有些学校干脆租用其他学校的实训室来进行所谓的实训教学，实训条件严重不足；三是专业课程体系虽然是由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聘请一线企业、行业的专家共同开发制订的，但受课程体系制订者专业深度、视野宽度、个人能力、责任感、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课程体系明显存在许多弊端，课程体系的科学性有待考究；四是因为缺乏校企深度合作的制度环境，因此在校企合作方面并未获得实质性突破；五是行政力量对各高职院校就业情况的排名考核，使得各高职院校追求更多的是就业率，而不是教学质量，现行“双证制”早已演变成了“两张皮”，无法承担培养高素质、高技能人才的重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方面，比如学生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的培养、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、双师队伍建设、教材建设、产学研问题等，都是当前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中需强化建设的内涵。

　　至今，我国仍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并具代表性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，既有高职教育目标定位存在偏差的问题，也有社会制度制约的问题，更有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自身内涵缺失的问题。认识到问题所在，就容易理清当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路，首先要构建一个以“人”为本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，这种模式对于眼前利益而言，未必是一个最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，但却是一个内涵最丰富，最能促进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的有效模式，必将产生长期的社会良性效应，而不是短期的功利效应；其次要从立法或制度上推动职业教育，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难点问题，才能产生与社会制度相对应的教育制度及人才培养模式；最后，回归高职教育自己独立的品格，让高职教育自主选择能合理满足论文答辩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，让那些内涵丰富、生命力顽强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的范例。

　　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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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2] 卢丽明. 高职“订单式”人才培养研究[D]，天津大学，2012.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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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4] 张启敏. 工科类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[D]，湖北工业大学，2011.05

　　[5] 程方平. 《职业教育法》需在十个方面重点完善[J]，职业技术教育，2012（21）：96